甲午海戰資料圖片

　　19世紀中葉以降，中日兩國分別以“洋務運動”（始于1861年）和“明治維新”（始于1868年）大略同期步入近代化進程。因變革深廣度的差異，歷三十年，至19世紀末葉，中日國力懸殊（弱方的清朝并不自知）。1894年7月，蓄謀已久的日本挑起戰端，清朝消極應戰，日軍在朝鮮、遼東重創清朝陸師，在黃海完敗北洋艦隊。1895年4月，“海陸交綏，戰無一勝”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日本控制朝鮮，掠占臺灣，索取庫平銀二萬萬兩賠款，加上“三國還遼”追加三千萬兩賠款，共相當清政府三年財政收入，中國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日本則得以在帝國主義路徑上狂奔。

　　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前承16世紀豐臣秀吉征伐朝鮮、覬覦明朝，后啟20世紀30—40年代的14年侵華戰爭，置之更廣遠的歷史背景，則是日本自古以來國家戰略的強勢踐行。日本侵華，有著久遠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說

　　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很早就有強烈的對外擴張訴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標是鄰近的朝鮮半島、臺灣島、庫頁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則為其侵略的“遠大目標”。

　　“雄飛海外”、稱霸世界，是日本統治階層千余年來的夢想。傳說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為宇”狂想。“八纮”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子·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成書于8世紀、用漢文寫作的古典《日本書記》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纮而為宇。”意欲將世間的四面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維新伊始，即以天皇名義發布《宸翰》（御筆信）曰：“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遺余力宣揚此說。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國柱會”成員田中智學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為宇”之語概括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實則宣示日本為統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國柱會機關報《國柱新聞》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國》一文，正式拋出“八纮一宇”說。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制定《基本國策綱要》，聲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八纮一宇”為其根本目標。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八纮一宇”成為日本帝國的國家格言，其軍政機構懸掛兩條幅，一為“武運長久”，一為“八纮一宇”。

　　古代日本的海外擴張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國家方針。自大和國于4世紀末、5世紀初統一日本開始，即踐行“掩八纮而為宇”的擴張計劃。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說。4世紀末，倭王侵犯朝鮮，渡海攻破百濟、新羅城池，并擄掠奴隸、布帛，后被擊敗，退回日本。

　　7世紀日本派兵介入朝鮮三國（高麗、新羅、百濟）政爭，被唐朝與百濟聯軍重創，此為中日間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見《舊唐書·劉仁軌傳》）。

　　16世紀末，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戰國紛爭，立即向外擴張，先是迫使朝鮮、菲律賓、臺灣琉球前來朝貢，進而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為征服中國的跳板。1577年，豐臣秀吉向其主公織田信長進言：“君欲賞臣功，愿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于明，庶幾倚君靈威，席卷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賴山陽：《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實際統治者的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宣稱：“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編，吉川弘文館1964年版）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慶長二年）豐臣秀吉兩度派遣大軍渡海，于釜山登陸，曾占領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都，劍指明朝，甚至宣稱要遷都明朝京師北京，由日本天皇統治“明國”。因中朝聯軍在陸戰和海戰中擊敗日軍，豐臣秀吉鎩羽而歸，一蹶不振，然其“必圖朝鮮、窺視中華”的擴張侈念對近代日本產生久遠影響。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啟之際，日本刊行《日清戰爭實記》，連載坪谷水哉的《豐公朝鮮軍記》（“豐公”指豐臣秀吉），該記的序文云：“我帝國開辟以來，堂堂六師境外從事征討，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韓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間，凡30余次，然征討三韓之地，即今之所謂朝鮮半島者，更深入中國本土與之交兵”。“文錄、慶長間，出兵朝鮮前后兩次，為時達七年之久，二十萬貔貅蹂躪八道之野，幾番與明韓聯軍鏖殺，耀日軍威武之輝于異域，永絕鄰邦覬覦之念，揚國威，張國權，功莫大焉。是豐太閣雄才偉略所致，流澤后世之民多矣……溫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國民敵愾之氣。”

　　江戶幕府時期“日本中心主義”發酵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戶幕府（1603—1867）。因國力所限，又為了禁止“異教”“異學”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兩百余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為宇”的訴求未曾消弭，封建領主仍懷“德化宇內”之想，且于內斂間，令“日本中心主義”精神發酵。

　　江戶幕府初期，儒學家、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漢文歷史書《中朝事實》，稱日本為“中華”“中朝”，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統起源，揚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經完美實現。其思想對幕末明治間勤王武士影響很大，也為近代日本軍人所服膺，如日俄戰爭日本陸軍主將乃木希典（1849—1912）喜讀《中朝事實》，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殺以殉，所留遺書引《中朝事實》之語，告誡自己的弟子、皇太孫裕仁（即后來發動侵華戰爭的昭和天皇）。

　　江戶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1669—1726）、賀茂真淵（1697—1769）、本居宣長（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力主清除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江戶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儒學家、國學家和洋學家從不同角度競相探討挽救民族危機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內混同秘策》，首句稱：“皇大御國（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仆。……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混同秘策》，瀧本誠一：《佐藤信淵家學全集》，巖波書店1926年版）

　　佐藤說：“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皇國征伐支那，如節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其計劃為：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他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在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20萬人，然后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直撲江南，以南京為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圖東南亞、印度。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幕末明治侵華戰略確立

　　時至江戶幕府末年，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為：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系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國策，基旨頗類19世紀興起于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這既是固有文化傳統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陰，后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吉田松陰（1830—1859）承襲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并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他提出“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海外補償論”，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他在《獄是帖》中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于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吉田松陰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并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

　　吉田松陰在其創辦的松下村塾培養了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為明治維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歲丸”首航上海，高杉晉作等數十名藩士隨行，他們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國觀”發生重大變更：由先前對“文化母國”的景仰，衍為對一個龐大弱鄰的鄙視，并生出侵凌之念。參加此行的藩士峰潔在《清國上海見聞錄》中寫道：“潔現在上海軍營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頭、無力，皆乞食，沒有一個有英勇氣概可見。像這樣的士兵，我一人可敵五名。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征戰，可縱橫清國。”（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第11卷，木摩書房平成九年版，第30頁）在上海看到清軍的頹敗之狀，激發起高杉晉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詩《曉步西門外》云：“自許皇國刀鋒銳，五大洲中可獨行。”

　　福澤諭吉（1835—1901）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為啟蒙論者，福澤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為題中之義。他主張學習歐美，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1885年福澤著文曰：“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里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脫亞論》，《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巖波書店1961年版，第238—240頁）

　　為實施“脫亞”“侵亞”，福澤諭吉倡導窮兵黷武。他的《通俗國權論》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洋溢著武力崇拜。他還一反“兵者兇事”之說，鼓吹戰爭對日本的好處。福澤1887年撰《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兇事危事》，稱“兵為兇事，戰為不祥，古今皆以為如此。沒有人不希望國家無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打仗未必是兇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澤的邏輯，打仗成為好事，其時間地點就是腐朽衰弱之際的清國。可以說，福澤此議是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戰爭預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此為日本侵華的“大陸政策”之端緒，其第一步是攻占臺灣，第二步是吞并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八纮一宇”。

　　如果說，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的擴張謀劃，雖影響廣遠，但畢竟屬于學者的個人意見，為內憂外患所困的江戶幕府尚無力實行，而福澤諭吉的理論則直接成為明治政府及后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略。日本一直把福澤諭吉視作“近代文明導師”，而很少對其侵略中國朝鮮的軍國主義思想作批判性反思，這正與日本右翼統治階層至今未能反省侵略歷史的行徑互為因果。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