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時提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何為發展？各地發展經濟以什么為標志，當然是看GDP的總量與增量了。最主要的手段是國家統計局每年在全國各省之間以GDP增長排座次，重賞名列前茅者。于是干部考核機制自此發生重大轉變：看政績，把GDP列入官員考核指標，經濟增長是第一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多年來，廣東的經濟發展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GDP總量獨占鰲頭。因此，自上世紀90年代，作為經濟大省的廣東，其省委書記一直是政治局委員。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于是，在以GDP增長考核干部的機制下，中國的經濟建設開始了狂奔的20年，中國人也進入了對GDP狂熱追逐的20年。

　　“克強指數”糾偏

　　既有舉國上下對GDP的頂禮膜拜，則有“克強指數”出來糾偏補全。

　　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是英國政經雜志《經濟學人》創造的用于評估中國GDP增長量的指標。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名字命名，從有關報道看，是指李克強2007年在遼寧省委書記任上會見美國駐華大使時說，他會通過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貸款發放量三個指標分析當時遼寧省經濟狀況。《經濟學人》很有敬業精神，聞之頗受啟發，用計量經濟學原理將其歸納整合成一種評估中國GDP增長的結構性指數，即：工業用電量、中長期信貸余額和鐵路貨運量權重分別為40%、35%和25%。

　　《經濟學人》自2010年底正式推出這一指數后，受到眾多國內、國際機構認可。

　　但，為何克強總理對政府公布的GDP數據產生質疑，而要用另一套指標對其進行旁證和糾偏呢？

　　畢竟多年來，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總是不那么令人信服。例如，2012年末全國各省(區、市)核算出的GDP相加總量達到57.69萬億元，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51.93萬億元高出5.76萬億元，相當于多出一個廣東的經濟總量。

　　過去數十年，各省的GDP核算均是由各省政府匯總統計后上報中央，這就為各省政府往GDP里滲水、造假提供了方便。于是，國家統計局近期改革了統計上報方式，不用層層匯總，直接面對企業收集產值數據。

　　據了解，自2012年2月18日起，全國70萬家各類生產企業和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開始通過互聯網直接向國家數據中心或國家認定的省級數據中心報送統計數據——這樣可以避免數據可能存在的造假干擾。

　　但近期，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在網上公布了該局統計執法檢查時對廣東中山市橫欄鎮統計弄虛作假的核查情況。

　　經檢查發現，廣東中山市橫欄鎮工業企業統計數據嚴重失實，經該鎮編報的2012年年報工業總產值為85.1億元，初步核實僅為22.2億元，虛報了62.9億元。

　　可見，新法實施后的數據造假現象依然存在。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網上頗為苦惱地吐槽道：我們統計執法檢查發現，個別地方政府在聯網直報中仍然存在干預企業真實獨立上報現象，有的編造企業虛假數據、有的要求企業填報虛假數據、有的代填代報企業數據；少數企業存在統計違法行為，有的未按國家規定填報資料，有的被動填報虛假資料。這些行為嚴重違背統計法和相關規定，不利于提高統計數據真實性。

　　多年來，深圳市以反映其GDP增長又快又好的“深圳速度”與“深圳效益”在全國大出風頭，自謂“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然而2013年的貿易數據卻讓它在全國出彩了。

　　公開信息顯示，2013年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數據大幅度提升。一季度，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13.4%，出口增18.4%、進口增8.5%。但其中，最可疑的是對香港地區的進出口數據：2013年3月，內地對香港出口增長了92.9%，創下了1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前4個月，內地對港的進出口總值達到1505.9億美元，增長66%。而2013年1至4月，中國主要的出口增長，是通過從廣東與深圳向香港地區的出口，且主要通過陸路運輸完成。其中，深港貿易總值的增長更是高達130%。

　　對比內地和香港的進出口統計數據發現，中國海關公布的對港出口數據和香港海關發布的從內地進口數據存在2200多億港元的差額。

　　這到底是“虛假貿易”在充數，還是出口數據被“注水”？或是另有隱情？

　　深圳貿易數據的異常立即引起了包括中國海關總署、國家外管局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的關注，并組成聯合調查組。很快，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5月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668.62億元，較4月份2943.54億元的新增量大幅縮水了77%。而深圳4月份的福田保稅區物流貨物進出口值平均每天為11.7億美元，5月份后這個數值降至1.9億美元，下跌幅度達到了83.8%。

　　可以理解，在保經濟增長的壓力下，在GDP考核指標下，傳統的外貿考核政策增強了地方政府虛報出口數據的需求。

　　馬建堂近期在網上發布的一封公開信中頗為動容的大聲疾呼：國家統計數據是由企業提供的一筆筆數據匯集而成，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科學決策管理的重要依據，是社會公眾判斷形勢、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重要參考。要堅決抵制反對任何（領導官員）要求企業在統計上弄虛作假的行為。

　　改變考核方式

　　那么，“克強指數”能否替代中國GDP的核算？

　　嚴格的說，克強指數中的“工業用電量、中長期信貸余額和鐵路貨運量”屬于實際消耗量（幾乎不存在作假的可能性），它從若干特定側面反映了國民經濟運行狀態，它們都屬于經濟學上的“投入”概念，這頗為切合中國內地一直采取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推動的工業化、現代化的“投資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核算。

　　而“國內生產總值”屬于“產出”范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還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

　　可見，GDP是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基礎上定義的一種反映宏觀經濟整體性狀態的概念指標。因此，“克強指數”是不能簡單替代“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它只是提供了當今觀察“投資驅動型經濟”的另一種方法。

　　“投資驅動型經濟”說的是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政府主導和推動投資的快速增長。即政府能夠利用行政權力低成本地控制資源性產品（例如控制水、電、油等）價格和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和技術）價格，并加大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增長。

　　但政府管理經濟增長，首先必須真實了解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實際情況。從不同角度評估官方宏觀數據準確性，才能更好判斷經濟走勢具體情況，有助于提高宏調政策和改革決策的質量和準確性。統計數據如果出現重大失真，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就有可能被誤導。中國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一些重大失誤，包括上世紀60年代初糧食危機，都是與統計數據嚴重扭曲存在關聯。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一方面，中國經濟多年來以“10%”以上的增長速度高歌猛進、一日千里，趕英超日，穩坐世界經濟總量的第二把交椅，普通百姓的生活由溫飽轉向小康、“中國夢”漸行漸近；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誠信欠缺、投機取巧、急功近利的“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浮躁時代。有時，捫心自問，中國的GDP有那么多嗎？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有那么高嗎？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量有那么大嗎？甚至，中國人滋之念之、愛恨交加的CPI真是那么低嗎？

　　作為一個大國新總理，不大滿意目前的唯GDP第一的干部考核機制，不太相信的被注水的GDP，僅此而已，“克強指數”又為之奈何？

　　收筆之際，猛然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談到選人用人問題時說，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若真如此，中國或許將產生巨大變化：從政治到經濟、從環境到民生、從食品安全到強拆亂建?還有“克強指數”——《經濟學人》用以評估中國GDP數據的得意之作，是否也該淡化或悄然隱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