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前不久,《北京市交通排堵保暢第十一階段(2014年)工作方案》發(fā)布,明確疏堵任務計劃書:力爭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達到48%,中心城路網交通指數控制在5.5左右;完成100項以上疏堵工程、建設、暢通城市微循環(huán)道路100公里以上等。但是治堵效果與民眾期待依然有巨大的落差。為什么?</p>
<p>首先我們不能無視,政府一直在做工作,而且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但是它就是兩股力量在左右,第一是疏導能力到底有多大,第二是交通增長到底有多大。北京已經把管制做到一個極致了,限號、搖號,但是交通管理的結果還是不讓人滿意,不光是交通部門的責任,還有城市規(guī)劃的問題。</p>
<p>我特別同意潮東的說法,我們現在一談交通老是交通部門自己來談,比如交警怎么來管,交通怎么增加路網,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把職能性的導向轉變?yōu)橄到y(tǒng)的導向,也就是說真正要治理交通的話,除了看交通本身之外,還要看到城市的規(guī)劃,還要看到公交的替代,以及還要看到執(zhí)法是不是夠嚴格,必須得全系統(tǒng)來看,不能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p>
<p>北京叫首堵,上海叫一上路就堵,天津叫天天堵,廣州叫廣泛堵,深圳叫深度堵。治堵是系統(tǒng)工程,限號搖號是行不通的,這是政府有關部門的問題,卻把板子打在了民眾身上。我們找錯了病因、開錯了藥方了。</p>
<p>私車不管是搖號也好還是拍號也好,實際上都是用一種手段來控制私車的保有量,這種方式是不是是治堵的一個根本方法?</p>
<p>肯定是權宜之計,不能從根上治堵。限號搖號和原來的政策沒有聯(lián)系性。以前北京對于私家車是不限制購買,但限制使用,到現在說變就變了,又限制購買,又限制使用,結果帶來的機動車銷售的井噴,很多家庭選擇買兩輛車,總有一個號可以上路。現在北京市機動車擁有量是540多萬輛,但是公車有多少還是一個未解之謎。</p>
<p>上海要感謝實行拍賣,雖然有很多人在賣,物權法角度來說這本身是違法的,但是如果上海沒有這樣的拍賣行為,估計現在情況比北京好不到哪兒去。所以相比之下,我們退而求其次,在搖號跟拍賣之間越接近市場經濟杠桿的方式,其實可能會越有效,但是為什么大家都喜歡搖號呢?因為它沒什么成本。</p>
<p>北京用的是搖號,是權利邏輯,是有關部門居高臨下,給你們點機會你們去搶吧。上海是資本邏輯,你有錢就拍,什么好的號都能拍到。廣州是市場邏輯,你有了選擇的機會,但從長遠上講是不行的,尤其是兩會或奧運會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道路上還不錯,挺暢通的,那是因為運動式的執(zhí)法方式,有的時候運動式的執(zhí)法方式取代一種系統(tǒng)化的治理會反彈的。</p>
<p>限號還只是治堵的一方面,現在在北京還有一個尾號限行的政策。北京是首善之都,在之前我和潮東老師私底下聊的時候就說到,北京的市政規(guī)劃的這種環(huán)線設計,本身可能就給這個擁堵埋下了一定的隱患。</p>
<p>歐美之后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大城市是用這種攤大餅的環(huán)線來規(guī)劃一個城市的交通。環(huán)線設計可以不動腦子,你要哪兒理論上都可以到,放在紙面上完美無缺,但是它恰恰中看不中用。歐美棋盤式的設計,汽車都已經有100多年發(fā)展的歷史了,它比較費事,需要專業(yè)人士的精算。</p>
<p>治理交通包括信號燈等各種各樣的標志應該走互聯(lián)網思維,其實是一個網絡思維,上海之所以比北京稍微好一點,就是上海的毛細血管比較多,它的小路比較多。北京是建國以后,隨著不同的單位劃地使得很多地方走不過去了,只有環(huán)線,結果反而使得居住區(qū)跟行政區(qū)相對離得比較遠,辦事還都得到城里面來,城市規(guī)劃特別重要。</p>
<p>廣州不像北京,北京是一個權利的圖譜,500強的企業(yè),政府機關、大型的事業(yè)單位都在按照權力的譜系排下去,但是上海跟廣州相對好一點,就是毛細血管的概念,香港的“毛細血管”特別發(fā)達,基本不堵車,就算是堵車也是行駛緩慢。所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北上廣三地都是共同的,規(guī)劃有問題,公共交通滯后,毛細血管不夠發(fā)達。</p>
<p>中心過于集中,尤其是在城市中心的建設上,攤大餅,最后就導致了上班一窩蜂,下班又是一窩蜂,造成了一種潮汐式的堵車效應。我私底下曾和駱新老師也聊到,治堵其實應該考慮兩個因素時間和空間。</p>
<p>拿新家坡來舉例子,新加坡有很多毛細血管,把整個城市變成了不同的街區(qū),里面有居住區(qū)、行政區(qū)和消費區(qū)。每換一個街區(qū)的時候,你基本上18分鐘到20分鐘之內靠步行就完成在整個地區(qū)所有的生活流,不需要像我們北京住在天通苑、回龍觀,又得上班跑到這個地方來上班。每個地方重要的交通擁堵就是因為這個空間安排得不合理,這跟城市的規(guī)劃是有很大的關系的。</p>
<p>如果按照市場的發(fā)展,該收還得收,因為城市規(guī)劃也就這樣了,現在規(guī)劃已經來不及了,動用經濟的杠桿倒不失是一種辦法我去過。美國洛杉磯倡導大家少開一天車,你只要當日乘坐公交車了,一站也行,就能領兩美金,大家都特別高興。而我們是收交通擁堵費,光進不出,收了那錢放在什么地方了,到現在都是未知數。</p>
<p>一提到梁思成這個名字我就想哭,民國熱、梁思成熱、林徽因熱的背后體現我們對老北京城現狀的不滿。香港在做立體交通方面是一絕,在香港會感受到空中連廊特別多,還有人行天橋地下通道。再比如是否能做到像新加坡高峰期的市中心,擁堵路界一過,電子關卡自動計費自動收繳,我們能不能做到這樣一個技術手段?你收完了的擁堵費都去哪兒了呢?</p>
<p>一部分民眾因為征收交通費而選擇公共交通出行,但是還會有些人不在乎這三瓜倆棗,導致道路交通資源一邊倒,變成富人的交通了。其實說到大力發(fā)展公共交通可能三位都會有一個共識,這真是解決我們交通擁堵的不二法門。</p>
<p>有人不在乎一定是收的費用不合適,一定要讓他疼。以前北京處罰闖紅燈的人,都是十塊、二十塊,你能不能罰他100塊,罰得和機動車闖一樣,你一定得讓他肉疼。如果就罰十塊錢,我給你十塊錢讓我過去來個買路錢,沒人在乎。</p>
<p>未來公交車的潛力還是大有可為的,因為地鐵越來越長,但是承載效力并不是按著曲線往上走的,因為修到郊區(qū)的地體對市中心的交通起不了緩解作用。現在為什么大伙不愿意坐公交,因為地面公交非常不準點,到處被小汽車給擠著,替代效率就沒有體現出來。我認為如何增加公交準點率是未來城市要考慮的大課題。</p>
<p>我剛來廣州的時候,早高峰被擠得毫無尊嚴,你們理解叫什么毫無尊嚴嗎?我就再也不想再坐了,真的受不了。我以前在北京上大學,我對西直門地鐵站印象非常深刻,站與站之間的換乘,走10到20分鐘不為過,誰設計的,一個接駁就能走出去那么長時間,這在國外和中國香港都是不可想象的。</p>
<p>對于公共交通的治理,包括公共交通、私家車和公車幾個部分,對我們城市的管理者和規(guī)劃者來說,如果做公車的任平時和大家一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相信公共交通不會落后于私家車。我們如果同喝一杯水,水就干凈,同吃一籃子菜,菜就沒有污染,交通也是這樣。</p>
<p>最后我們再說一個有意思的話題,人和車之間的矛盾。有一個數據顯示,北京交通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告訴我們,在造成交通擁堵各種因素當中,交通不文明行為占到2成或者3成的比例。</p>
<p>我一直有一個理論叫“開車上路如同到圖書館借書”,我們到圖書館借書遵循的守則,第一完璧歸趙,第二,最短的時間給還回去。因為別人還要看。我們開車上路應該也秉承這樣一個理念,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之下,你應該越快越好,明明這個路況非常好,你限60讓人家怎么開?你是讓人家過呢?還是讓人家停呢?是因為裝了很多探頭,有成本我得給它收回來嗎?讓人質疑。</p>
<p>我同意潮東的說法,同時我也特別強調,中國的交通擁堵有20%到30%的貢獻是由違章者造成的,這導致道路的通行率非常低。西方很多國家的道路也很窄,但是它為什么通行率很好呢?就是因為大伙都守規(guī)矩,守規(guī)矩對大家是一個普惠一個概念,所以對違法者應該是進行真正嚴厲的處罰。</p>
<p>對于制度的問題,不能完全歸因于人的素質,有一些是管理的問題,規(guī)劃的問題,不能完全的歸因于人的素質。比如酒駕、醉駕,醉駕的問題之前一直解決不了,那就入刑,現在醉駕大幅度減少。很多人到國外也非常遵守交通規(guī)則,但是回到國內可能就不一樣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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