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我的兩會》節目嘉賓 韓德云
兩高報告:律師代表現場劃下什么重點?
韓德云已經連任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今年是他第17次在人民大會堂現場聽“兩高報告”。從執業律師的角度,他聽到了與往年報告的呼應。
韓德云:“特別是當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報告當中宣布——基本解決執行難的目標已經實現,我感到特別激動。因為三年前當周強院長同樣在大會堂宣布‘要用三年的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時候,我是持懷疑的態度,因為執行的問題要解決的話是特別特別困難的。今年周強院長的報告當中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基本解決執行難’是怎么實現的,是靠什么樣的數據來證明的。所以這也是今年‘兩高’報告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大量的數據,大量的案例,我的印象當中,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報告中提到案例的時候,還特別迎來了幾次掌聲。”
掌聲響起的段落,韓德云也用筆在報告上劃下重點。
韓德云:“這個掌聲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他講這個案子涉及未成年人保護,辦案過程中最高檢專門為教育部發了檢察建議書等等,代表給予非常熱烈的掌聲。還有說到大家都很關注的趙宇案,正當防衛,張軍檢察長講,在這個案件當中依法認定趙宇不應該負刑事責任,‘昭示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這句話也引來全場熱烈的掌聲。”
代表們拿到的“兩高”報告,對于正文提及的案例附了背景介紹,還有一些圖片、圖表資料
韓德云:“以往我們可能是媒體、輿論希望通過一些案例來推動司法改革、司法進步,而現在‘兩高’主動用案例、數據來回應媒體和輿論,回應老百姓的關注,老百姓的心聲,主動用案例來展現我們改革的成就,同時讓我感到這是一堂生動的法制教育課。”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主持人何凌飛在“環球兩會觀察”中引述的外媒報道也說:中國的“兩高”報告用案例與數據說話獲得認可,看點豐富。
見義勇為:可以“先出口,再出手”
《我的兩會》在全國各地的街頭調查中,不少民眾印象深刻的案件,在“兩高”報告中都有提及。這些與法律相關的熱點事件引發關注,也影響普通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言行與取態——不是所受訪者都敢保證“該出手時就出手”,有人擔心見義勇為反而惹麻煩,還有人表示需要“先錄上視頻再見義勇為”。
全國人大代表 韓德云
韓德云:“見義勇為是一個非常崇高的道德概念,希望每一個人都應該去崇尚這樣一種價值觀。但如果真的遇到不法行為,怎么去處理?我倒建議我們老百姓可以‘先出口,再出手’,根據自己的能力,‘出口’可以包括呼救、打110報警等等,同樣是‘跑’,跑到旁邊去打電話也等于是站出來了,但跑到旁邊去裝做沒看見,生怕惹事,什么也不做,那就等于是在容忍這種不法的行為,縱容它繼續去傷害善良的人。”
嚴懲“霸座”?:該交給法律還是道德?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主持人高潮東(左)、央廣主持人方亮(右)
《我的兩會》調查的另一個問題是:你最希望立法規范什么問題?答案五花八門,有人提到去年受關注的“霸座”現象,認為應該立法嚴懲。但韓德云律師有不同看法。
韓德云:“日常生活中違反道德的一些問題,不要動不動就上升到刑法的高度,逮他去坐牢。關鍵是在現有的法律當中,比如說行政處罰、治安管理條例的處罰能不能夠兌現,及時地保證對這種行為給予處罰。”
方亮:“為什么有的也處罰了,大家還覺得普遍偏輕呢?”
韓德云:“偏輕我覺得這還是一個態度問題,我們不能把所有的違法行為都按照刑事處罰角度去要求,大量的,像高鐵霸座類似這樣的例子,我們需要行政處罰,比如說罰款、治安拘留等等。現在的問題是,大量的可以夠得上行政處罰的行為,沒有人去兌現,沒有人敢于去堅持去執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潮東:“好多時候罰款可能也罰了,但是罰得有點像‘毛毛雨’,不痛不癢。其實不同的罰責會導致不同的重視程度,罰誰重,誰就規矩。比如開車的人很少敢闖紅燈,但是行人和快遞小哥,闖紅燈的很少會被罰。”
韓德云:“以前汽車闖紅燈也是比較普遍的事,智能化監控設備普及了以后,慢慢它就被規范了,因為攝像頭不認人,它不再是選擇性地執法,一旦被拍下來都得交錢。而且不管是罰款、扣費還是吊銷駕照,也都還是屬于行政處罰。所以一定要改變選擇性執法狀態,這才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根本,而不是把一個簡單的,甚至輕微的,可能天天發生的事兒去加重他的處罰。加重處罰也許也可以有效地改變現狀,但是同時有可能導致刑罰太重,也不符合法治的價值導向。”
潮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我們的法律的制定應該不允許惡的發生。”
韓德云:“當你講到善和惡的時候,這是一個道德的標準。對善和惡的判斷,道德水準,人們都不一樣。法律是道德的底線,而不是要去弘揚甚至去設定道德的高線。所以法律只會對嚴重的違反道德的行為給予懲處,而不是把輕微的違反道德的行為和不文明的行為都給予刑法的懲罰。”
節目結束后,韓德云代表和潮東加了微信。
潮東:“我們會繼續探討。”
共和國聲音日歷|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