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理論界對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悲觀情緒。基于對中國人口紅利減少、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預期，有觀點甚至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通過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在不遠的將來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過去半個世紀，確有一些經濟體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后陷入漫長的停滯期，難以繼續向高收入國家邁進。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經濟體順利地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為高收入國家。事實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礙。中國只要應對得當，大可不必過于悲觀。

　　“中等收入陷阱”的內涵和實質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內涵主要是指：某些國家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按照世界銀行的最新定義，人均國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國家屬于低收入國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中低等收入國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中高等收入國家；超過10065美元則為高收入國家。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如果一個國家進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超過28年未達到中高收入標準，即可認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內進入高收入行列，則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來新出現的52個中等收入國家中，35個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個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個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這35個國家中，13個為拉美國家，11個為中東北非國家，6個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3個為亞洲國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斯里蘭卡），2個為歐洲國家（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其中，一些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經陷了相當長時間，如秘魯、哥倫比亞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長達60余年，委內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過60年。與這些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外一些經濟體特別是東亞新興經濟體只用了不到10年時間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對此，世界銀行用“東亞奇跡”的概念予以肯定。

　　為何有些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由中等收入階段過渡到高收入階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卻出現了停滯，遲遲無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導致國家之間產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增速、勞動生產率增速、經濟開放程度、市場準入限制降低、外部環境、社會穩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們發現，落入“陷阱”的國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喪失了與低收入、低工資經濟體在制造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也沒有能力同發達經濟體在高技術創新領域展開競爭，經濟無法由依靠廉價勞動力或資源能源類自然稟賦向依靠高生產率導向的增長模式轉變。

　　實際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種均衡狀態，即在一些促進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發揮作用之后，由于此類因素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可持續性，其他制約因素又會將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長陷入停滯。這也說明，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階段很可能失效。可見，能否在中等收入階段成功轉換增長動力機制、調整發展結構，是一個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中國面臨的風險和機遇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呈現高增長、高儲蓄、高投資、高消耗、環境代價高、勞動密集和出口導向等特點，這種增長方式被某些國外學者稱為“不可持續的增長”。新世紀以來，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快速增長，由2000年的930美元躍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國已處在中高等收入發展階段，既面臨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國家行列躍升的機遇，也面臨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險。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趨勢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動力機制正在弱化，經濟增長面臨諸如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瓶頸趨緊、一些領域出現資產泡沫化趨勢、投資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長受阻等一系列現實約束。特別是面對兩個既成事實：一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二是由于人口老齡化，2012年中國適齡勞動人口絕對數量減少345萬，2013年和2014年也連續下降，當然從適齡勞動人口下降到勞動力供給減少一般有幾年的滯后期，但可以預見中國勞動力供給很快會出現負增長。在分析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時，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國潛在經濟增速等于勞動生產率增速加上勞動力供給增速。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做過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達到11.8%，2011年至2014年為7.2%，下降趨勢明顯。由于勞動力供給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降到7%左右。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東亞成功跨越“陷阱”的經濟體都是在人口老齡化加速之前邁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紀后半葉，歐洲國家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上主要采取引進移民、加大國民人力資本投資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等對策。根據中國國情，顯然只有后兩種對策可以借鑒。中國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偏低，通過調整退休制度，可以適當緩解勞動力供給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偏低，勞動力供給結構不合理，導致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國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20%、韓國的30%。未來10年，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勞動生產率顯得尤為重要。

　　關于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近年來理論界討論很多。大家發現，一國在教育、科技研發、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是促進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并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鑰匙”。在教育和研發方面的投資將轉化為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以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內的一系列經濟學理論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術進步、勞動力質量的提高比增加資本和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更為重大。

　　目前，中國教育支出僅占GDP的4%，而美國長期穩定在5.5%左右，韓國也超過5%，芬蘭更是高達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紅利減少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此外，中國應繼續推進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國家由于收入分配極其不平等，導致教育不平等加劇，進而使社會不同收入階層逐漸被固化。這既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識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階層間的擴散，最終阻礙勞動生產率在全社會范圍的提升。在研發方面，中國政府和企業的研發支出僅占GDP的2%，相比美國的3%、日本的3.4%、韓國的3.36%、芬蘭的3.84%，仍存在較大差距。對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大國來說，通過學習發達國家現有技術所形成的后發優勢是遞減的，經濟發展對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的需求越來越大。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強自主創新。應借鑒一些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加大教育和研發投入，提高國民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素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進而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

　　靠發揮優勢、釋放潛能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在充分認識風險和挑戰的同時，也應看到中國所具備的有利條件和優勢。一是雖然適齡勞動人口已達峰值，但隨著50后、60后勞動力逐步被80后、90后勞動力替代，勞動力的整體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資本在未來10年會加速增長，從而大大抵消勞動力供給下降的負面效應，使中國有望趕在2030年人口紅利完全消失前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二是隨著“營改增”等財稅體制方面改革的推進，其促進企業、行業轉型升級的效應開始顯現。“營改增”不僅可以打通二、三產業抵扣鏈條，降低制造業成本，鼓勵科技創新，還有利于一、二產業內部生產性勞務更多地向外剝離，在促進第三產業市場規模擴大的同時，推動各產業之間更為廣泛的分工協作與融合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今后一個時期，這種效應釋放將更加明顯。三是近幾年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特別是資本市場改革，有助于推動金融在支持研發創新和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四是國家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的相關政策正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五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對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對整體經濟效率的外溢效應將在未來10年逐漸顯現，有利于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當然，潛在增長率不會自動轉化為實際增長。要使這一潛在能力變為現實，必須通過改革清除障礙。除了加大教育和研發方面的投入，政府還應在以下幾方面積極發揮作用：一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鎮化水平，打破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推動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縱觀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城鄉結構上實現了根本轉變，完成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使農業勞動生產率趕上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體相當。二是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創新的土壤是機制和環境。政府應為企業提供創新環境和制度保障，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此外，應通過堅持不懈反腐敗、整頓吏治，通過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特別是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企業營造法治化經營環境。

　　總之，只要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部署的改革發展任務，合理借鑒東亞成功經濟體的追趕經驗，中國就一定能在未來10年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作者：金立群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