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準確把握世界格局變化和中國發展大勢，積極運籌外交全局，突出周邊在我國發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以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謀大勢、講戰略、重運籌，與時俱進、更加主動，積極構建中國周邊戰略，努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爭取良好周邊環境。

　　新 理 念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以來，匯聚世界67%人口、1/3經濟總量、眾多文明和民族的亞洲，崛起態勢愈加凸顯。21世紀是亞洲世紀，亞洲和平發展同人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亞洲穩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亞洲振興是世界發展之福，這正逐漸成為共識。

　　中國是亞洲重要國家，中國和平發展始于亞洲，依托亞洲，造福亞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針延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依據亞洲在世界格局中地位和中國國際環境的新變化，針對周邊新形勢、新問題、新任務，開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2013年10月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和2014年11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確認了周邊在我國發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如今周邊在中國對外關系布局中最為重要：構建健康穩定的大國關系始于周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始于周邊，推進多邊外交以及推動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同樣始于周邊。中國周邊外交戰略目標相應地明晰了，那就是服從和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關系，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和用好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努力使周邊同中國政治關系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系更加緊密，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落地生根，使周邊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牢固的地緣戰略依托。

　　具體而言，就是要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強調“親、誠、惠、容”理念。“親”就是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常見面，多走動；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邊國家對中國更友善、更親近、更認同、更支持，增強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誠”就是誠心誠意對待周邊國家，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用自己的真誠付出，贏得周邊國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爭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就是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同周邊國家開展合作，把雙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容”就是倡導包容思想，強調亞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發展，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促進地區合作，更主動、更積極地回應周邊國家期待，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共創繁榮。

　　與此同時，由于周邊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堅持正確義利觀、加強團結合作的思想同樣適用于周邊，那就是要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道義為先、義利并舉，尤其是對那些對中國長期友好而自身發展任務艱巨的國家，要更多考慮對方利益。

　　在安全領域，中國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實現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綜合，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通盤考慮亞洲安全問題的歷史經緯和現實狀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協調推進地區安全治理。合作，就是要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可持續，就是要發展和安全并重，以實現持久安全，把發展作為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以可持續發展促進可持續安全。

　　中國首先身體力行這些理念，然后推動其成為地區國家遵循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為準則。

　　新 架 構

　　基于上述目標和理念，建設“一帶一路”加“兩個走廊”、實現“三位一體”聯通的周邊戰略新架構逐步形成并開始實施，從概念設計變成務實合作。

　　所謂“一帶”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主張創新合作模式，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使中國與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把中國同歐亞國家的互利合作推向新的歷史高度。為此，中國視中亞各國為外交優先方向，希望同中亞國家一道，堅持世代友好，做和諧和睦好鄰居；堅定相互支持，做真誠互信好朋友；加強務實合作，做互利共贏好伙伴；以更寬胸襟、更廣視野拓展區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繁榮。

　　所謂“一路”就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支持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聯通建設。中國愿在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第二個10年里，堅持講信修睦，商談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堅持合作共贏，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東盟國家；堅持守望相助，深化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和通過平等對話及友好協商妥善處理分歧和爭議；堅持心心相印，促進民間和社會友好交流合作；堅持開放包容，積極借鑒彼此及其他地區發展經驗，歡迎域外國家發揮建設性作用。

　　所謂“兩個走廊”就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前者旨在通過互聯互通建設，打造孟中印緬經濟圈，延伸帶動東亞、東南亞和南亞三大經濟板塊聯動發展。后者旨在通過經濟走廊的建設貫通，統領中國與巴基斯坦各領域合作，搞好瓜達爾港、喀喇昆侖公路、卡拉奇—拉合爾高速公路等重大項目建設，牽引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工業園區等重點領域的合作推進。“兩個走廊”本身就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起到補充推動作用。

　　所謂“三位一體”聯通就是交通基礎設施的硬件聯通，規章制度、標準、政策的軟件聯通，以及增進民間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的人文聯通。這些聯通以亞洲國家為重點方向，優先關注和實現亞洲的互聯互通；以陸路經濟走廊和海上經濟合作為依托，建立互聯互通基本框架；以交通基礎設施為突破，實現互聯互通早期收獲；以建設融資平臺為抓手，打破互聯互通瓶頸；以人文交流為紐帶，夯實互聯互通的社會根基。這些聯通猶如亞洲騰飛兩只翅膀的血脈經絡，與“一帶一路”這兩只翅膀，相融相近、相輔相成。

　　伴隨“一帶一路”和“兩個走廊”的共商、共建、共享推進，以及亞洲互聯互通建設推進，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經濟合作、民間往來、文化交流都將達到新水平，東亞、中亞、東南亞、南亞和西亞作為一個整體的合作發展，將獲得更多資源、更強動力、更大空間。中國作為倡議者、推動者和建設者，在以自身的發展促進整個亞洲地區乃至更廣闊范圍發展的同時，把自身的發展寓于地區發展之中，依托和借助整個地區的發展實現自身發展的躍升。

　　新 機 制

　　踐行新理念，推進新架構，需要新機制。亞洲及其關聯地區有多個地區合作機制，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擴大參與并不斷提出建議，推動這些機制實現新發展，邁向新階段，實現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增強合力，進而為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和平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平臺。

　　從地區范圍看。在經貿領域，中國作為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主辦國，與各成員共同批準了《北京綱領：構建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和《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亞太經合組織成立25周年聲明》等一系列成果文件，為亞太發展方向、目的和舉措以及鞏固和加強該組織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地位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戰略指引。會議決心發揚互尊、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共同構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打造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亞太經濟格局；決定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批準《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等合作倡議，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進務實合作、經驗分享、能力建設；決心大力推動亞太反腐敗合作，建立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批準《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確立在2025年前實現加強硬件、軟件和人員交流互聯互通的遠景目標。此外，與區域國家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系，積極推動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框架下深化區域金融合作和完善區域金融安全網絡，為亞洲國家參與互聯互通合作提供投融資支持。

　　從安全領域看。中國作為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2014—2016年輪值主席國，積極推動該機制提升成為覆蓋全亞洲的安全對話合作平臺，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建立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開創亞洲安全合作新局面。中國將不斷加強同各方的安全對話和合作，共同探討推進地區安全行為準則和亞洲安全伙伴計劃；愿同地區國家建立常態化交流合作機制，共同打擊三股勢力；探討建立亞洲執法安全合作論壇、亞洲安全應急中心，深化執法安全合作；倡議通過召開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方式，推動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從次區域看。在東南亞方向，努力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將主辦2015年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探討建立中國—東盟防務熱線；同意建立海上聯合搜救熱線平臺和應對海上緊急事態高官熱線，探討建立南海沿岸國之間的各種交流合作機制；探討舉辦中國—東盟海洋合作論壇，支持“東亞海洋合作平臺”建設；設立100億美元的中國—東盟基礎設施專項貸款；鼓勵中國—東盟思想庫網絡等地區二軌合作機制。在中亞方向，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朝著機制更完善、合作更全面、協調更順暢、對外更開放的方向發展；探討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開展更廣泛和更高層次合作，推動建立本組織金融機構，充分發揮能源俱樂部作用，建立糧食安全合作機制等。在西亞方向，把中阿合作論壇作為豐富中阿關系戰略內涵、推進中阿務實合作的有效抓手和依托支點，不斷深化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中阿戰略合作關系。

　　隨著上述戰略思想舉措持續推進和不斷展開，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戰略依托將更加牢固，戰略支撐將更加有力，整個周邊環境將更加有利向好。

　　（執筆：高祖貴，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